我的外婆早逝，自小没有见过，何家桥生活里的祖辈也只有外公一个。外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冬天戴着老头罗宋帽，耳根常夹着一支烟，穿着大档裤（当地方言“大提裤”），裤脚处系根短绳，腰间串着一个三四扣的牛皮老钱包，尽管没多少钱，但付钱扳动扣子时的“毕哩剥咯”声音很让人感到气派，不时招来小淘气们的模仿。有时腰间围上个蓝布作裙，就是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围的那个，是当时江南地区不分男女都围的短裙，官名叫“作裙”，既防寒又耐脏。平时见他走路喜欢把双手反背，走得摇摇晃晃并不稳健，边走还带咳嗽，虽六十出头点的样子，却已经显得老态龙钟。在村子里头与他年龄相仿的老人都是这般标配，这个形象在当地非常典型。
外公在男丁中排行老二，名唤“阿小”，解放前是佃农，农忙时会帮隔壁村庄地主家干点零活，雇佣关系还算不错，相互客客气气，到土改时期就因他的实事求是而被批政治立场不坚决，招徕些许麻烦。据说外婆在世时靠织布为家里赚取些补贴，因手脚不够麻利还常遭婆婆指责，四十来岁就因肺病撇下四个儿女撒手人寰了，非常可惜。
我从小生活在何家桥，因母亲的教导一直跟着表兄弟们叫外公为“大爹”，从来没感觉有问题。“大爹”是嘉定片区祖父的叫法，我们这个何家桥原来归属于嘉定南翔，后来才划归为宝山郊区，所以在当地方言上是传承有序的。
小伙伴中有个高年级同学有一次颇为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不该与表兄弟们一样叫“大爹”，应该称外公，说我真正的大爹应该在父亲家。事实上我的祖父英年早逝，原是个西装革履的绅士，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外公家，对其他身世并没什么感觉，只是情感上很自然地把“外公”当成“大爹”，没必要改口早已习惯了的叫法，所以我对这个混淆的称谓并不以为然，一切照旧。
何家桥本来就极其普通的小村，只是历史上比较穷而引人注意，也是导致五十年代复旦大学安排下放干部来此锻炼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得这个小小的村庄有了更多的故事。
何家桥靠近周围的镇有丁家桥镇、大场镇、罗店镇和南翔镇，其中南翔镇距离稍远点，但镇大内容多，茶馆、影院、听说书、医院、学校、书店，相比之下如同一个小城市般的存在，所以每每提到“上南翔去”就犹如去趟城里了。记得我们学校有几个老师是来自南翔镇，我们一直把他们当作城里人来看。外公经常“上南翔”，每次去茶馆喝茶都会带几个白白的雪饼回来给孙辈们分享，饼是很普通，也没陷，一分钱一个，但我们感到很满足。
村里离丁家桥镇最近，有一次母亲让外公正准备去丁家桥镇喝茶时顺便带上我去理个发，于是我跟在外公后面来到小镇，看到理发店里有多人排队时，叫我坐那等着，他自己便去对面的茶馆喝茶。我理完发后急忙寻过去，见茶馆里都是些老年人围着八仙桌聊天，有三四个一桌的，也有五六个一堆的，似乎都是些熟客临时凑在一起谈天说地，房间里烟气腾腾，非常热闹。桌上除了有茶水器具，小盆里还放着几条糕点，旁边有个老人劝说外公年纪大了少吃这个，太黏不好下咽，于是就便宜了我，都让给我吃了。
外公晚年时，家里的青壮年是集体制村里的强劳动力，农忙季节无暇顾及家里，外公会帮着看护好孙辈以及帮助生炉烧午饭。除了这些，我偶尔也看到他搓搓麻绳或编织竹篮什么的，这算是他的手艺活。反正印象中他很少干农活，平时喜欢喝点“土烧酒”，空时还到镇上茶馆喝喝茶，聊聊天，习惯慢生活，属于比较潇洒的性格。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外公病倒了，看到大人们抬着折叠竹趟椅送到南翔医院去，但不久又被抬回家了，据说是查出胃癌后被医院拒收，只能在家听天由命了。在弥留之际，亲戚们分工轮流照顾，我与哥和大表兄也被安排到守夜一次，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的通宵挑战，算真正尝到了后半夜的难熬。
后来我上小学四年的第一天放学回家，人还没到家门口就传来了家人的哀哭声，我猜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早的“无奈”，以后也看到了人家一次次的“无奈”，逐渐明白了尘世间就是“无奈”加“幸运”的合成，哪怕虔诚修行的弘一法师也没能做到超凡脱俗，最后留下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字。
（作者：老冸，原名潘志明。现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文艺专委会学术委员兼《老冸识趣》主笔。）
